文学为什么重要(前言)

2021-9-10 张延才 美文选读

      自古以来,西方很少有哪一个人文领域,需要像文学这样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反复申辩。锡德尼的《诗辩》强调诗可以像宗教一样实现教化,认为前者结合了历史的具体性和哲学的一般性;而雪莱的《诗辩》则为诗人在理性时代的核心地位滔滔雄辩,主张诗之浪漫可以成为困顿的现代心灵的解药。在后工业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早就盛景不再,锡德尼和雪莱这般自信的声音已成绝响。今时今日,严肃文学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而言无利可图,电影、电视和互联网早已取代书籍,成为大众文学的主要媒介,“文学青年”几乎沦为消费社会中某类滑稽废人的代名词。

      诚然,文学在当下的危机是多重意义上的。一方面,信息时代以碎片化、智能化的即时内容推送,不断刺激受众的多巴胺分泌。算法的逻辑把普通读者训练成文化速食品的瘾君子,社交媒体的极化效应又让我们习惯于待在各自的信息茧房。然而,伟大文学的生产和阅读原本是缓慢的技艺,需要恒久的耐心与专注,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刺痛我们固有的自我意识。某种意义上说,当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时空压缩和过度联结,文学所寄居的书本注定无法与电子屏幕竞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晚年曾悲观地预言,只需要不到二十五年,阅读小说就可能变成阅读拉丁语诗歌那样的小众爱好。在他看来,如果谁在两周之内读完一部小说,那就根本不是读小说。文学的荣光与悲哀在于,它所需要的那种审美能力,已在当代大众中间变得日益稀缺。

      另一方面,文学的神庙也被西方人文学科从内部瓦解。对于过去的读者来说,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在正典化之后有着确凿无疑、不证自明的光环——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霍桑、乔伊斯这样的名字居于正典的中心,它们代表了书架上的神明和文学价值的永恒圭臬,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杰作在博物馆的地位一样不可撼动。然而,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却试图颠覆我们对于文学的传统定义,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天然界限被打破了,“文学性”的概念被弃之如敝履。经典文学作品不再是当年“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者津津乐道的“精致的瓮”,而只是“文本”而已,和漫威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网络修仙小说或产品说明书并无本质区别。

      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战争”以平权和多元主义为诉求,其中一个副产品是让一些“大师”(多为白人男性)的作品被逐出文学课堂,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族裔、女性和第三世界作家所代表的边缘声音。当文学与非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当谈论文学的审美标准已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研究文学与讲授文学自然也今非昔比,文学经典在学院内的自我解构中失去了往日的威仪。杜克大学教授弗兰克·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曾公开宣称要和文学批评界决裂,重新做回那个享受文学阅读的私密读者。他抱怨说,在研究生课堂上学生们熟稔各种批判理论和大词,论康拉德一定言必称帝国主义,评惠特曼一定斥其种族主义,而庞德则必然和反犹联系在一起。在伦特里奇亚看来,那些理论先行的评论家逻辑很简单可笑,仿佛是在说:“T.S.艾略特恐同,而我不是。所以,和艾略特比起来,我是个好人。学我,别学艾略特。”他又接着反唇相讥:“但是T.S.艾略特的确写得好,而你不行。说真的,难道你灵魂中就没有污垢吗?”

      伦特里奇亚对同行的这番话或许过于刻薄,却准确点出了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研究的流弊。具言之,学院派以批判理论为武器,带着怀疑的心态审视文学,总是致力于在文本深处寻获文学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阴暗共谋关系,或揭露文学语言和现象背后的权力谱系。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将这种套路称之为“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它广泛体现在心理分析文论、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等时髦流派的批评实践中。正如弗吉利亚大学的瑞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在近著《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中所言,批判先行的文学研究模式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定势思维,即文学批评家总将自身使命设定为怀疑和审讯文本,以求逼问出作品故意隐藏的真相,而且这种审讯常常是结论先于论证的。如何评价西方文学研究的这种“猎巫”风气,或许是见仁见智的智识立场问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摆在我们面前:在过度强调语境的解读中,文学渐渐失去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学作品沦为了福柯式文化研究的材料。于是,研究和解读文学不再是为了丰富我们对作品本身的审美,而是为了反复证明文学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历史的产物。这种价值取向的后果之一,是导致西方大学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成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附庸。一言以蔽之,过度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不再是关于文学本身,文学自身的重要性被稀释了,同时阅读的审美愉悦也消失了。

      英国学者罗伯特·伊戈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的这本小书《文学为什么重要》(Literature: Why It Matters),正是对新世纪文学危机的一次有力回应。近年来,虽然为文学的永恒价值去振臂高呼的声音并不少,但伊戈尔斯通的观点依然有其别具一格之处。通常来说,当代“诗辩”往往会掉入两种窠臼。既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大学强调工具理性,一类辩护者就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指出文学仅有“无用之用”。全然承认文学的无用性,并以此来挑战传统的价值定义,这或许是学术上行得通的理路,却恐怕无法说服广大普通读者——他们不懂福柯和海德格尔,文学只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如果读文学仅仅为了疏离和批判社会而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认为,以“无用之用”的理由来为文学布道,只会进一步加剧专业读者(即所谓“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割裂,让前者继续陷入阳春白雪的自说自话中。

      另一类辩护者则效仿科学的实证模式,试图证明文学在当下有其确定的社会效用。以文学伦理学为例,一些学者(如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等人)认为读者在小说家创造的虚构世界里,可以获得关于现实生活的“爱的知识”——阅读的过程就是让主体学会复杂的伦理判断,从而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生活。随着当代脑科学的发展,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文学阅读可以激发脑内某种特殊物质,它有助于培养全球化时代各国公民的共情能力,或者成为辅助性的心理治疗方法。然而,这种认为文学一定可以调教出高级精神品质的理论不乏反证。纵观人类历史的那些至暗时刻,饱读文学作品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面对暴力、强权或谎言,很多浸淫于伟大文学作品的人并未展露出超过常人的道德勇气或高贵气节,有些甚至还沦为邪恶一方的同谋或帮凶。文学一定能把我们塑造成更好的人吗?答案或许并不十分确定。

      伊戈尔斯通选择跳出这样的本质主义认知陷阱,并将文学视为一个主体间的动态过程。用他的话说,“文学更像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学是行走,不是地图。”这些精妙的譬喻最后都指向一个整体性的文学认知模型,即“文学是一种鲜活的交谈”。这里,交谈当然不只存在于文学叙事内部,它更是作者和读者、读者和虚构人物、读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既然文学是发生在主体间的动态过程,那么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就取决于它激发对话的能力,但最终的阅读效果则有赖于个体读者的参与。换言之,伟大的文学不是空谷幽兰,亦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所谓“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其意义永远处一个社会化的生成(becoming)中。

      在这个意义上,伊戈尔斯通的文学观呼应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趋势,即关注文学的事件性和普通读者的日常阅读。“文学到底是什么”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学能让什么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令我惊喜的是,本书作者全然没有英美学院派的匠气,他不掉书袋,也不讲艰涩的专业术语,而是将期待读者设定为文学阅读的素人,把深奥的学理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伊戈尔斯通这种有意为之的写作风格,对应了他加诸文学“交谈”的关键定语:“鲜活”。将文学解释为一种对话,在批评史上并不新鲜,俄国学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dialogism)是最重要的前例,美国学者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也提出“戏剧主义”(dramatism)作为文学分析的方法,至于阐释学传统中对文本间性、主体间性的讨论就更多了。如果说前人对于文学对话性的论述依旧是学院派的路数,那么伊戈尔斯通所说的“鲜活的交谈”则带有更多的市井烟火气——它不是哲学上的沉思,也不是学理上的论辩,而更像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参与这样的交谈,并不需要论资排辈;当文学从书中伸出一支手,读者要做的就是抓住它,所有与谈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那么,交谈的终点是什么呢?伊戈尔斯通告诉我们,文学研究迥异于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并不谋求共识(consensus),而是基于异识(dissensus)。或者更具体地说,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学科定义上并无统一的法则,批评家的文本阐释活动不是为了求同存异,而是去寻求持续性的差异。这样“鲜活的交谈”不寻求各方认可的结论,甚至不以目的为导向,每个人在文学阅读行动中,可以“挖掘、探索以及发展我们各自的自我和独异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好的阅读会自动发生,正如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谈也并非总是那么“鲜活”,无效或虚假的交际几乎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文学阅读作为一种技艺,其对话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作品自身的特质(如文类、风格、译介等等),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读者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读者能否积极地识别隐喻和象征,是否具有良好的审美习惯,是否能调用个体经验与文学创造的世界达到共鸣,是否拥有细读和创造性理解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都有鲜明的个体差异,都将影响“交谈”的鲜活程度。而如何提高文学阅读的文化素养,当然是文学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要去解决的问题。一旦文学教师秉持“文学即交流”的信念,那么也必将致力于将课堂营造成交谈、论辩和共享的空间,而不是向学生提供“一系列供下载和剪切粘贴的事实”。

      由此可见,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与我们携手把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交往对话变成更好的样子,把教育变成更好的样子。在这个充满喧嚣、自大、偏见、仇恨的“后真相”时代,或许没有什么行动比通过文学重建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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